古罗马时期的协商调解则更注重“法律契约”的规范性，形成了“私力调解”与“官方调解”并行的体系。在民间层面，罗马家庭中的“家父”拥有对家族内部纠纷的调解权，从子女婚姻矛盾到奴隶归属争议，均由家父依据“家族法”居中裁定，调解结果具有绝对权威。对于公民之间的民事纠纷，罗马社会盛行“私人调解人”制度——调解人多为精通《十二铜表法》的法学家或有声望的贵族，双方需签订“调解协议”，明确调解范围与责任，若达成共识，协议可由“执政官”认证，转化为具有强制执行力的法律文书。在官方层面，罗马共和国时期的“执政官”与帝国时期的“裁判官”均承担调解职能，尤其在处理涉及不同城邦公民的“万民法”纠纷时，会通过“协商会议”平衡各方利益，例如罗马公民与希腊商人的债务纠纷，裁判官会召集双方及法律专家，参考“万民法”中的商业条款与希腊习俗，协商确定还款方案，既体现法律的普适性，也尊重地方传统。罗马的调解实践还注重“程序正义”，调解过程需有证人在场，文书需记录在案，这种“注重证据、强调契约”的特点，深刻影响了后世欧洲的调解制度。
就在这之后不久，伴随着封建王朝中世纪的到来，欧洲的协商调解制度因封建等级体系的建立与基督教势力的崛起，转向“宗教主导、封建附庸”的形态，其核心目标从“维护城邦民主”转变为“维系封建秩序与宗教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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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宗教层面，基督教教会成为中世纪欧洲最核心的调解主体。教会依据《圣经》中的“宽恕”“博爱”教义，将调解视为“救赎灵魂”的重要手段，各级教会均设有“宗教法庭”（如主教法庭、教皇法庭），不仅处理宗教纠纷，更广泛介入世俗民事纠纷（如婚姻、继承、田产争议）。神父或主教在调解时，会以“宗教伦理”为核心劝导双方，例如处理贵族间的土地纠纷时，会引用《圣经》中“不可贪婪”的训诫，劝诫双方“合理划分地界，荣耀上帝”；处理婚姻纠纷时，会以“婚姻神圣”为由，调解夫妻矛盾，避免离婚。教会调解的结果具有宗教与世俗双重约束力，拒不执行者会被处以“绝罚”（开除教籍），这对中世纪民众具有极强的威慑力。此外，修道院也承担基层调解职能，修士会深入村庄，调解农民间的邻里冲突、牲畜纠纷，通过“宣讲教义+实际帮扶”（如为贫困农民提供种子）化解矛盾，成为连接教会与民众的重要纽带。
在封建世俗层面，调解制度与封建等级体系深度绑定，形成“层级化调解网络”。在庄园内部，“庄园主”或其任命的“管家”是最高调解者，处理农奴之间的纠纷（如农具借用、劳役分配）时，依据“庄园惯例”裁定，调解结果无需经过官方认证，农奴需绝对服从。对于封建领主之间的纠纷（如领地边界、附庸归属），则通过“封建会议”协商调解，由上级领主（如伯爵、公爵）主持，参会者包括相关领主与贵族代表，调解依据为“封建契约”与地方习俗，例如领主间因骑士效忠问题产生争议时，上级领主会查阅“效忠契约”，协商确定效忠关系与义务，避免武装冲突。在城市层面，中世纪后期兴起的“自治城市”中，市民行会成为调解核心——行会依据《行会章程》，设“会长”与“仲裁员”调解行业纠纷，如工匠间的技术争议、商人间的贸易冲突，调解时既注重维护行业垄断利益，也兼顾公平，例如佛罗伦萨纺织行会处理“布料质量纠纷”时，会邀请资深工匠鉴定品质，再协商赔偿金额，确保行业声誉不受损害。
中世纪欧洲的协商调解，虽因封建分裂与宗教统治呈现出“分散化、宗教化”的特点，却通过教会与封建体系的双重运作，为民众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纠纷解决渠道，其“宗教伦理约束”与“封建等级调解”的实践，也为近代欧洲调解制度的“世俗化转型”埋下了伏笔。
与此同时，在同时期的古印度、阿拉伯世界、美洲和非洲地区，对于协商调解领域的认知理解与认识，虽因文明形态、宗教信仰与社会结构的差异呈现出多元面貌，但均围绕“维护共同体秩序”这一核心，将调解与本土文化、宗教教义、部落传统深度绑定，形成了各具地域特色的实践体系。
古印度：宗教教义与种姓制度下的“达摩调解”
古印度的协商调解深度根植于印度教教义与种姓制度，核心围绕“达摩”（法）展开，追求“社会秩序与个体义务的平衡”。在吠陀时代至孔雀王朝时期，调解主体与流程随社会结构逐步细化：
民间层面，以“村社”为基本单位，由“村社长老会”（潘查雅特，意为“五人委员会”）主持调解。长老多从高种姓（婆罗门、刹帝利）中选拔，熟悉《摩奴法典》与地方习俗，处理的纠纷涵盖田产划分、债务偿还、家庭矛盾等。调解时需严格遵循种姓规范，例如高种姓与低种姓（首陀罗）间的纠纷，虽会协商解决方案，但需确保“高种姓权益不受损害”——如低种姓农民因洪涝损坏高种姓地主的田埂，长老会会裁定农民以“额外劳役”赔偿，而非直接支付财物，既化解矛盾，也维护种姓等级秩序。
宗教层面，佛教与耆那教的兴起为调解注入了“平等”理念。佛教寺院的“僧伽会议”不仅调解僧人间的戒律纠纷，也为世俗民众提供调解服务，依据“慈悲”“非暴力”教义，弱化种姓差异，例如在处理跨种姓商业纠纷时，僧人会以“公平交易”为原则，而非种姓地位裁定，这种模式在孔雀王朝阿育王时期尤为盛行，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补充。
官方层面，孔雀王朝设立“司法官”（Dharmasthiya），处理地方调解无果的复杂案件，调解时需结合《政事论》中的行政法则与《摩奴法典》的宗教法，例如处理王国边境部落纠纷时，会召集部落首领与官员共同协商，以“纳贡称臣+保留部落自治权”的方案达成和解，既巩固王权，也尊重部落传统。
阿拉伯世界：伊斯兰教法框架下的“舒拉协商”
阿拉伯世界的协商调解以伊斯兰教法（沙里亚法）为核心，融合“舒拉”（协商）传统，形成“宗教教义与世俗治理结合”的模式，尤其在倭马亚王朝与阿拔斯王朝时期走向成熟：
基层调解，以“清真寺”为核心场所，由“卡迪”（宗教法官）或“长老”主持调解。卡迪需精通《古兰经》与圣训，处理民事纠纷（如婚姻、继承、商业合作）时，以“正义”“宽恕”为原则，例如处理商人之间的货款争议时，会依据《古兰经》中“禁止欺诈”的训诫，要求违约方赔偿损失，同时劝导双方“保持商业信誉”；处理家庭矛盾时，会以“维护家庭完整”为目标，调解夫妻分歧，避免离婚。调解结果需记录在“法律文书”中，由双方与证人签字，具备宗教与世俗双重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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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与国家层面，“舒拉会议”是重要的协商调解形式。对于部落间的冲突（如水源争夺、牧场归属），由部落酋长与宗教领袖共同召开舒拉会议，依据沙里亚法与部落惯例协商，例如阿拉伯半岛的贝都因部落因争夺绿洲产生摩擦时，会议会裁定“按历史使用习惯划分水源，双方共同维护”；在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处理官员与地方贵族的利益纠纷时，也会召集大臣、学者召开舒拉会议，平衡各方诉求，避免统治阶层内耗。
商业调解，随着阿拉伯帝国的扩张与商贸繁荣，“行会调解”逐渐兴起。巴格达、开罗等城市的商人行会设有“仲裁员”，调解跨区域商业纠纷（如货物运输延误、契约履行争议），既依据沙里亚法中的商业条款，也参考各地贸易惯例，例如处理阿拉伯商人与印度商人的香料贸易纠纷时，会结合伊斯兰教法与印度商俗，协商赔偿比例，保障双方权益。
美洲：部落共同体传统下的“集体协商”
在欧洲殖民者到来前，美洲原住民（如玛雅、阿兹特克、印加及北美印第安部落）的协商调解，以“部落共同体利益”为核心，依托口头传统与集体决策机制，呈现出“平等参与、注重共识”的特点：
玛雅与阿兹特克文明，以“城邦议事会”为调解核心。玛雅城邦的“长老议事会”由贵族与祭司组成，处理城邦内的土地纠纷、宗教仪式争议时，需结合玛雅历法与宗教信仰协商，例如划分农耕土地时，会依据“玉米神崇拜”中的“公平分配”理念，按家庭人口分配土地；阿兹特克的“最高议事会”则负责调解城邦间的冲突，通过“交换礼物+结盟承诺”避免战争，例如特诺奇蒂特兰与邻近城邦因贡品产生争议时，议事会会协商调整贡品种类与数量，维系联盟关系。
印加帝国，建立了“层级化调解网络”。帝国设“最高法官”（托里科），地方设“省级法官”与“村级长老”，处理纠纷时需遵循“印加法典”与“集体利益至上”原则。例如处理农民间的灌溉用水纠纷时，村级长老会依据“水源公有”传统，裁定“按农作物生长周期轮流用水”；处理部落迁徙引发的土地争议时，省级法官会召集双方部落首领，以“帝国分配土地+保留部落习俗”的方案达成和解，强化帝国统治。
北美印第安部落，以“酋长会议”与“萨满调解”为主要形式。部落间的纠纷（如狩猎领地、战俘归属）多由双方酋长与萨满共同协商，萨满以“自然崇拜”理念引导双方，例如苏族与夏延族因狩猎范围产生冲突时，萨满会以“大地为母，共享资源”为由，劝导双方划定共同狩猎区；部落内部的家庭矛盾，则由酋长依据“部落口头法”调解，注重“修复关系”而非惩罚，例如调解夫妻争吵时，会让双方讲述诉求，再由长老提出“相互让步”的方案，维护部落和谐。
非洲：部落联盟与传统权威下的“长者调解”
非洲地区的协商调解长期依托部落传统与“长者权威”，不同区域（如北非、西非、南非）虽存在差异，但均以“维护部落凝聚力”为核心，形成“灵活务实、注重人情”的实践模式：
西非王国（如马里、桑海），以“国王议事会”与“部落长老会”为调解主体。马里帝国的“大议事会”由贵族、祭司与部落长老组成，处理王国与藩属部落的纠纷时，会以“纳贡+自治”为原则协商，例如处理加纳部落的叛乱争议时，议事会会裁定“部落继续纳贡，国王赦免叛乱首领”，避免大规模战争；部落内部的财产纠纷（如牲畜归属、继承问题），则由长老主持调解，依据部落口头传统，注重“人情伦理”，例如调解兄弟间的牛羊继承纠纷时，长老会劝导兄长“多分幼弟”，体现“照顾弱者”的理念。
北非地区，受阿拉伯文化与伊斯兰教法影响，调解融合“部落传统与宗教教义”。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的部落纠纷，多由“谢赫”（部落首领）与“卡迪”共同调解，处理土地纠纷时，既依据伊斯兰教法中的“财产权规定”，也参考部落的“土地共有”传统，例如调解牧民与农民的土地争夺时，会裁定“牧民在非农耕季节使用土地，农民农耕时优先”，实现资源共享。
南非班图语系部落（如祖鲁、科萨），以“长老会议”（因杜纳）为核心调解机构。祖鲁部落的因杜纳由资深长者组成，处理纠纷时需遵循“ ubuntu ”（人道待人）理念，注重“修复关系”，例如处理部落成员间的斗殴纠纷时，不会单纯惩罚过错方，而是要求双方“交换礼物、公开道歉”，再由长老主持“和解仪式”，让双方重归于好；处理跨部落的 cattle raiding（抢牛）纠纷时，因杜纳会召集双方部落长老，协商“归还牛群+赔偿损失”的方案，避免部落冲突升级。
这些地区的协商调解实践，虽未形成像中国、欧洲那样系统的成文制度，却深度契合本土文明的核心价值观——或依托宗教教义，或依赖部落传统，或结合王权治理，最终均服务于“维护共同体稳定”的目标，成为世界调解史上极具地域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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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东亚与东欧地区，除了中国以外，日本与朝鲜半岛的古代文明，以及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在这一时期，同样在对应领域，留下了独特印记，其协商调解实践既受本土社会结构、宗教文化的深刻影响，也在与周边文明的互动中吸收借鉴，形成了“贴合地域治理需求、兼具传统与融合特质”的体系。
东亚：日本与朝鲜半岛——儒家伦理与本土传统的交织
日本：从“氏姓调解”到“武家调停”的演进
日本古代的协商调解始终与“氏姓制度”“幕府统治”及“儒家、佛教思想”紧密绑定，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飞鸟时代至平安时代（6-12世纪），受中国唐朝制度影响，官方调解初步成型。朝廷设“弹正台”“刑部省”等机构，处理贵族与平民的民事纠纷（如田产、婚姻），调解时既参考《大宝律令》《养老律令》中的成文法，也融入日本本土的“义理”观念。例如处理贵族间的庄园边界纠纷时，官员会召集双方核查“庄园领有文书”，同时以“维护氏姓荣誉”为由劝导妥协，避免贵族间矛盾激化。民间层面，村落以“名主”（村长）为核心调解者，处理村民间的农具借用、水利使用纠纷，依据“村规”与“邻里互助”传统，注重“息事宁人”，如遇旱灾引发的灌溉争议，名主会按“按户轮灌”原则调解，平衡各方需求。
镰仓幕府至江户时代（12-19世纪），武家政权崛起，调解转向“武家法主导”。幕府设“评定众”“引付众”，专门调解武士间的领地、俸禄纠纷，依据《贞永式目》等武家法典，强调“忠诚”与“秩序”，例如武士因“御恩与奉公”义务产生争议时，调解者会以“主从契约”为依据，裁定双方履行各自义务，维护武家统治根基。民间则形成“町内调解”与“寺社调解”并行的模式：町（城市街区）由“町年寄”（街区长老）调解商业纠纷，如大阪商人的货物质量争议，会依据“町众规约”与商业惯例协商赔偿；寺庙、神社的僧侣、神官则以佛教“慈悲”、神道教“和谐”理念调解家庭矛盾，例如处理夫妻争吵时，会劝导双方“顾全家族颜面”，以“和解仪式”修复关系。
朝鲜半岛：儒家礼法为核心的“乡约调解”
朝鲜半岛（高丽、朝鲜王朝时期）的协商调解深度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尤其在朝鲜王朝（1392-1910年），形成以“乡约”为核心、“官民协同”的体系。
官方层面，朝鲜王朝仿中国设立“刑曹”“汉城府”，地方设“府、郡、县”，各级官吏需承担调解职能，《经国大典》明确规定“民事纠纷必先调解，不服者方许诉讼”。调解时以“朱子理学”为伦理依据，例如处理宗族继承纠纷时，官吏会严格遵循“嫡长子继承制”，同时引用“孝悌”思想劝导诸子“和睦共处”，避免家族分裂。对涉及“两班”（贵族）的纠纷，会由更高层级官员调解，兼顾“礼法”与“贵族利益”，如两班间的土地争议，既核查地契，也以“维护士大夫体面”为由促成和解。
民间层面，“乡约”制度成为基层调解核心。朝鲜王朝推广《乡约》（如李滉制定的《退溪乡约》），村落设“乡约所”，由“乡老”“约正”主持调解，涵盖邻里纠纷、道德教化等内容。调解时既依据《乡约》条文，也结合地方习俗，例如处理村民间的债务纠纷时，乡老会先核实借贷契约，再以“互助互济”为由劝导债权人放宽还款期限，同时要求债务人承诺“按期偿还”，实现“情理兼顾”。此外，村落中的“宗家”（宗族嫡长家）也参与调解宗族内部纠纷，以“族规”与儒家伦理约束族人，强化宗族凝聚力。
东欧：俄罗斯与东欧国家——东正教与封建传统的双重塑造
俄罗斯：从“公社调解”到“沙皇司法调解”
俄罗斯古代的协商调解受东正教、斯拉夫公社传统及蒙古统治影响，形成“民间自治”与“中央集权”交织的特点。
基辅罗斯至莫斯科公国时期（9-16世纪），民间调解以“维尔福”（村社）为核心。村社由“长老会”（由德高望重的村民组成）调解内部纠纷，如土地分配、牲畜归属，依据“村社惯例”与东正教“宽恕”教义，注重“集体利益优先”。例如处理村民因土地耕种引发的争议时，长老会会按“人口与劳动力”分配土地，同时以“兄弟情谊”为由劝导双方接受，避免村社分裂。蒙古统治时期，“八思哈”（蒙古监官）虽掌握最高权力，但仍保留村社调解职能，仅在纠纷涉及蒙古贵族时直接介入。
沙皇俄国时期（16-19世纪），中央集权强化，官方调解逐步取代民间自治。沙皇设立“市政局”“司法厅”，地方设“县法院”，调解时依据《1649年法典》《1864年司法改革条例》，同时融入东正教思想。例如处理农民与地主的租佃纠纷时，官员会既参考“农奴制法令”，也以“地主应仁慈对待农民”的教义劝导双方调整租额；对城市商人的商业纠纷，会依据商业法规，召集双方协商解决方案，维护市场秩序。民间层面，东正教会仍发挥调解作用，神父会在教堂调解家庭矛盾，如夫妻不和、遗产争议，以“婚姻神圣”“孝道”为由劝导和解，拒不服从者会被“剥夺圣餐”，形成宗教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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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国家（以波兰、匈牙利为例）：贵族主导与宗教融合的调解
东欧国家因长期处于封建割据与多民族杂居状态，协商调解呈现“贵族主导、宗教多元”的特点。
波兰（10-18世纪），贵族（什拉赫塔）掌握核心调解权。波兰王国设“瑟姆”（议会），处理贵族间的领地、权力纠纷，调解时依据“贵族特权法”，强调“贵族平等”，例如贵族因领地边界产生争议时，瑟姆会召集双方核查“封地文书”，协商划分边界，同时保障贵族“免于纳税”“人身自由”等特权。民间层面，村庄由“贵族代理人”调解农民纠纷，依据“封建契约”，农民需绝对服从贵族裁定；城市则由“行会”调解商业纠纷，如克拉科夫的纺织行会，设“行会长老”处理工匠间的技术争议、货款矛盾，依据《行会章程》，兼顾行业垄断与公平竞争。
匈牙利（10-19世纪），调解融合天主教与游牧传统。匈牙利王国设“皇家法院”，调解贵族与教会的利益纠纷，依据“天主教法典”与“匈牙利习惯法”，例如处理教会与贵族的土地争夺时，会既承认教会“土地捐赠权”，也保障贵族“使用权”，协商达成“土地共享”方案。民间层面，马扎尔人（匈牙利主体民族）的游牧传统影响深远，部落酋长会调解牧民间的牲畜纠纷，依据“草原惯例”，如牲畜走失争议，会以“谁先发现归谁”为原则，同时以“部落团结”为由劝导双方和解，避免部落分裂。
东亚与东欧地区的协商调解实践，虽未形成统一体系，但均以“维护本土社会秩序”为核心——东亚依托儒家伦理与集权治理，东欧则融合封建贵族传统与宗教教义，既展现了地域文明的独特性，也为世界调解史提供了“多元治理”的实践样本。
至于东南亚地区，因地处东西方文明交汇带，且多民族、多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共生，其古代协商调解实践呈现出“文化杂糅、灵活适配”的鲜明特质——既吸收印度、中国的治理智慧，又深度保留本土部落传统与宗教伦理，形成“以共同体和谐为核心、多主体协同参与”的独特体系，不同区域（如中南半岛、马来群岛）虽存在差异，但均围绕“化解矛盾、维系社群稳定”展开。
中南半岛：佛教伦理与王权治理的深度融合
中南半岛的越南、泰国、缅甸、柬埔寨等国，受印度佛教与中国儒家文化影响较深，调解制度多与王权、佛教寺院紧密绑定，强调“道德教化”与“等级秩序”的平衡。
越南（李朝至阮朝）：“汉法为基、本土适配”的调解体系
越南古代长期受中国文化影响，调解制度既借鉴中国“官民联动”模式，又保留“村社自治”传统。官方层面，阮朝设“刑部”“省督”“府县”三级机构，处理民事纠纷时需先经“乡官”（由地方士绅担任）调解，依据《皇越律例》（仿中国《大明律》制定）与儒家伦理，例如处理田宅纠纷，乡官会先核查地契，再以“邻里和睦”为由劝导双方妥协，若调解无果，方可上报府县。府县官员审理前仍会组织二次调解，引用“孝悌”“仁义”思想化解对立，如宗族继承纠纷，会严格遵循“嫡长子继承制”，同时劝导其他子嗣“重亲情轻财物”。民间层面，村社设“村老会”（由年长村民、乡绅组成），处理村民间的债务、邻里冲突，依据“村规民约”与佛教“慈悲”理念，例如村民因灌溉用水争吵时，村老会按“按季轮灌”原则分配水源，同时以“因果报应”劝诫双方“莫起争执”，避免矛盾升级。此外，越南的“高台教”寺庙也参与调解，神职人员以宗教教义为纽带，调和不同信仰群体的纠纷，增强社群凝聚力。
泰国（大城王朝至曼谷王朝）：“佛教为魂、王权主导”的调解模式
泰国古代调解制度以佛教“和谐”理念为核心，王权与寺院共同主导。官方层面，曼谷王朝设“司法部”“地方行政官”，处理纠纷时需先经“村吏”调解，依据《曼谷王朝法典》与佛教“非暴力”教义，例如商人因货物质量引发争议，村吏会召集双方，结合商业惯例与“诚实经营”的佛教训诫，协商赔偿方案，既维护商业秩序，也传递宗教伦理。对涉及贵族的纠纷，由“中央行政官”主持调解，兼顾王权等级与佛教慈悲，如贵族间的领地争议，会依据“王权分封制”划定边界，同时以“国王需护佑子民”为由，要求贵族“让利平民”，平衡各方利益。民间层面，佛教寺院是核心调解场所，僧侣因“道德权威”成为首选调解人，处理家庭矛盾（如夫妻不和、遗产分配）时，会以“家庭为共同体”的理念劝导双方，例如调解夫妻争吵，会引用“夫妻相敬如宾”的佛教故事，引导双方反思，再提出“相互让步”的方案，多数民众因敬畏僧侣权威，会接受调解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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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蒲甘王朝至贡榜王朝）：“部落传统与佛教共治”的调解实践
缅甸古代多民族聚居，调解制度既保留缅族、掸族的部落传统，又融入佛教伦理。官方层面，贡榜王朝设“王廷司法官”“省督”，处理跨部落纠纷时，会召集双方部落首领与佛教僧侣共同调解，依据《缅甸法典》与佛教“平等”理念，例如缅族与掸族因牧场归属产生冲突时，司法官会结合“部落土地使用惯例”与“众生平等”教义，裁定“牧场共享、按季使用”，同时由僧侣主持“和解仪式”，让双方部落首领宣誓“互不侵犯”。民间层面，部落设“头人”，处理内部纠纷（如牲畜归属、婚姻矛盾），依据“部落口头法”，例如掸族青年因自由恋爱与家族安排冲突时，头人会召集家族长老与僧侣，既尊重掸族“家族决策权”传统，也以佛教“尊重个人意愿”为由，协商“折中方案”（如延迟婚期、双方增进了解），避免家族分裂。
马来群岛：部落传统与伊斯兰教法的共生共存
马来群岛的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因本土部落文化与伊斯兰文化（15世纪后传入）长期交融，调解实践呈现出“部落自治”与“宗教约束”并行的特点，强调“社群共识”与“宗教合规”的统一。
印尼（满者伯夷王朝至马打蓝苏丹国）：“ adat（ adat ，本土习俗）为基、伊斯兰为补”的调解体系
印尼古代调解以“ adat ”（本土部落习俗）为核心，伊斯兰传入后，逐步形成“习俗与教法结合”的模式。在满者伯夷王朝（ Hindu 教政权）时期，爪哇岛的村社设“长老会”，处理田产、婚姻纠纷，依据“ adat ”中的“社群共享”原则，例如村民因稻田划分争议时，长老会按“家庭人口”分配土地，同时以 Hindu 教“业力”理念劝诫双方“莫贪多占”。16世纪马打蓝苏丹国（伊斯兰政权）建立后，调解制度融入伊斯兰教法：官方设“卡迪”（宗教法官），处理民事纠纷时需先依据“ adat ”，若习俗与教法冲突，则以教法为准，例如商业纠纷，会先参考“ adat ”中的贸易惯例，再结合《古兰经》“禁止欺诈”的训诫，裁定违约方赔偿；民间层面，村社“头人”与清真寺“伊玛目”共同调解，头人负责解读“ adat ”，伊玛目负责阐释教法，如夫妻离婚纠纷，会先按“ adat ”要求“家族调解优先”，若无效，再依据教法判定“离婚条件”（如男方需支付赡养费），确保调解结果既符合本土传统，又不违背宗教教义。
菲律宾（苏禄苏丹国至西班牙殖民前）：“部落联盟与伊斯兰共治”的调解传统
菲律宾南部的苏禄苏丹国（伊斯兰政权）与北部的他加禄部落，调解制度呈现出“南北差异”却共同强调“社群自治”。南部苏禄苏丹国，调解由“苏丹”与“乌里玛”（伊斯兰学者）共同主持，处理部落间的领地、贸易纠纷时，依据伊斯兰教法与“部落盟约”，例如苏禄人与巴夭人因海上捕鱼权争议时，苏丹会召集双方首领，结合教法“资源共享”原则与“传统捕鱼区域划分”，裁定“按季节划分捕鱼区”，乌里玛则以“和平共处”教义为双方主持“结盟仪式”，巩固调解结果。北部他加禄部落，设“达图”（部落首领）为调解核心，处理村民间的债务、农具借用纠纷，依据“部落口头法”与“互助传统”，例如村民因农具损坏引发赔偿争议时，达国会召集双方，以“部落成员应互帮互助”为由，劝导受损方“减免部分赔偿”，过错方“以帮工抵偿”，既化解矛盾，又维系部落互助关系。
东南亚古代的协商调解，没有形成统一的成文制度，却因“文化杂糅”而具备极强的适配性——面对多民族、多宗教的复杂环境，通过“宗教伦理软化矛盾、本土传统适配需求、王权/部落权威保障执行”的组合，既化解了具体纠纷，更维系了不同社群的共生关系，成为该地区古代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撑，其“灵活适配、多元协同”的智慧，也为后世东南亚国家的调解制度提供了历史借鉴。
随后，随着新航路开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与启蒙运动的相继涌现，再到改写世界格局的两次工业革命，以及以两次世界大战为代表的重大历史事件，人类社会在新兴生产力与制度变革的双重激荡下加速转型。从中国晚清的器物革新、辛亥革命的制度探索，到五四运动的思想觉醒、抗日战争的浴血奋战，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自力更生、改革开放的拥抱世界，直至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欧洲各国由封建制向资本主义的跨越，到全球范围内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探索与实践，在这一系列反抗侵略、争取独立、维护和平、迈向现代化的壮阔进程中，在协商调解意识与实践领域，也完成了从“传统依附性”向“现代自主性”的深刻转型——其核心不再是维护封建等级、宗教伦理或部落秩序，而是转向“保障个体权利、化解社会矛盾、服务国家治理现代化”，并形成了“全球化借鉴与本土化创新并行”的现代调解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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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这之中，面对帝国主义殖民侵略与压迫，中国共产党以一艘小小红船满载希望，虽经历千难万险，可最终都能化险为夷，且毫不犹豫的担起抗击外来侵略和内部争斗，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站起来”、“富起来”与“强起来”的伟大征途。而在抗日战争等陷中华民族于“灭亡”的水火危险风波之中，中国共产党经过理论实践和总结经验教训，最终成功走出了一条协商化解多方矛盾，团结集合多方力量，一同抗击外来侵略者，最终走向胜利的智慧经验，并且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建设发展直至现在新时代向繁荣富强发展迈进的漫漫征途中，其一系列相关经验也是不断与时俱进，也在基层与社会各行各业解决处理矛盾纠纷时发挥巨大力量。
在中国，协商调解的现代发展始终与中国共产党的治理理念深度绑定，从革命时期的“群众调解”到新时代的“多元化解纠纷体系”，逐步形成了“党的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中国特色调解路径，既传承了中华传统“和为贵”的治理智慧，又赋予其“服务人民、维护公平”的时代内涵。
革命时期：扎根群众的“矛盾化解实践”——调解成为凝聚力量的纽带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战争环境下的基层矛盾（如土地分配争议、军民关系纠纷、家庭邻里冲突），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调解融入群众工作，成为团结群众、巩固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手段。
土地革命时期（1927-1937年）：在井冈山、中央苏区等根据地，苏维埃政府颁布《苏维埃地方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明确要求乡苏维埃设立“调解委员会”，由工农代表、妇女代表、红军家属共同组成，专门调解农民间的土地纠纷、债务争议。例如在土地分配中，部分农民因地块肥力、位置产生争执，调解委员会会结合“抽肥补瘦、抽多补少”的土地政策，同时以“阶级兄弟团结”为理念劝导双方，既保障政策落地，又避免群众内耗。这一时期的调解，首次打破传统调解的等级色彩，强调“工农平等”，成为动员群众参与革命的重要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