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普林斯顿。

曹赛文终于抵达美国，正值深秋。

枫叶如火，校园静谧，古老的哥特式建筑在夕阳下泛着金光。他站在宿舍窗前，望着异国的天空，心中既兴奋又茫然。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学术殿堂，可远离故土的孤独感，如潮水般涌来。

初时，他每周给家里打电话。电话那头，母亲目地莲的声音颤抖而温暖：“赛文，吃饭了吗？天冷了，加衣服啊。”父亲曹丁丁则在旁插话：“儿子，好好学！别给咱中国人丢脸！”他听着，眼眶发热，仿佛能看见家中那棵桂花树，闻到油条的香气。

可渐渐地，电话少了。

从每周一次，到每月一次，到一年几次。通话时间也越来越短，多是“我很好”“别担心”“忙”几个字。目地莲开始失眠，整夜盯着墙上的日历，计算儿子上次来电的日子。

2005年，曹赛文发来一封邮件，简短而冰冷：

“父母：

为方便科研，学到高精尖技术，我已加入美国国籍。

请理解。

赛文。”

曹丁丁怒摔电话，冲进院子，一拳砸向桂花树，指节流血：“美国人？他还是不是我儿子？养了十八年，供他读书，就换来个‘外国人’？”

目地莲沉默。她坐在桂花树下，手中攥着那封打印的邮件，纸页被泪水浸湿。她想起目地穴的话：“十八岁后，报恩结束。”她喃喃：“难道……真的到了尽头？”

又一年，曹赛文结婚。

新娘是华裔博士，家境优渥，毕业于斯坦福。婚礼在旧金山举行，豪华酒店，宾客数百。但他们没通知父母。直到半年后，一位远房亲戚从美国回来，才透露此事。

曹丁丁当场昏厥，送医抢救。医生说：“血压太高，再这样下去，会中风。”他躺在床上，眼神空洞，不再说话。油条摊从此由亲戚代管，生意日渐冷清。

这一年，目地莲突发脑梗。

那夜，暴雨倾盆，雷声轰鸣。她突然头痛欲裂，倒在地上，口角歪斜，言语不清。曹丁丁颤抖着拨通越洋电话，接线员说：“您拨打的号码已停机。”他又打给远方亲戚，辗转联系上赛文的同事，对方说：“他出差了，最近很忙，联系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