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这些“老大哥”专家虽然有时带着些优越感，但工作态度大多认真负责，尤其在技术问题上，往往倾囊相授，甚至会主动指出中国工人操作中的不当之处，耐心演示。休息时，他们会和中国工友们一起抽烟、聊天，虽然语言不通，但连比划带笑，气氛融洽。阿廖莎就是其中最活跃、最受欢迎的一个。

但现在，他们变得格外“守规矩”。上班准时来，下班准时走，绝不多停留一分钟。技术讨论时，他们变得异常谨慎，严格限定在已有合同和协议框架内的问题，对于任何延伸的、探索性的技术提问，要么沉默以对，要么就用“这个问题需要上级决定”、“不符合现行规程”等套话搪塞。他们不再主动提供任何建议，甚至对中国技术人员的一些尝试性创新，也保持沉默，不肯定也不否定。

休息时，他们更多地聚在一起，用俄语低声交谈，看到中国同事靠近，便会自然地停止谈话，露出略显尴尬的微笑。那种无形的隔阂感，像一层透明的玻璃墙，悄然竖立了起来。

阿廖莎的变化尤其让人感到不适。他不再是那个热情洋溢、喜欢拍着林瀚章肩膀用生硬汉语说“林！好同志！”的年轻工程师。他变得沉默寡言，眼神时常回避与他人的接触。有一次，林瀚章拿着“争气钢”量产过程中遇到的一个淬火工艺问题想去请教他（这原本是阿廖莎擅长的领域），却看到他正匆忙地将一些图纸和笔记塞进自己的公文包，动作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慌乱。看到林瀚章，他明显吓了一跳，随即强自镇定地敷衍了几句，便借口有事匆匆离开了。

所有这些细微的、反常的迹象，零零碎碎地汇集到一起，终于形成了一种无法忽视的、令人窒息的低气压，沉沉地笼罩在工厂上空。一种模糊却日益清晰的不安感，在干部和技术骨干中间蔓延开来。食堂里、办公室，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各种猜测和小道消息开始悄悄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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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了吗？好像北边…关系有点紧张…”

“是不是咱们哪里得罪‘老大哥’了？”

“完了…咱们那么多设备、技术都指着人家呢…这要是…”

恐慌和疑虑，像霉菌一样悄然滋生。

王厂长和林瀚章等人的脸色越来越凝重。他们参加了上级召开的几次紧急会议，每次回来，眉头都锁得更紧。厂里的气氛也随之愈发压抑。

终于，在一个下午，厂部小会议室再次门窗紧闭。王厂长亲自主持召开了一次范围极小的绝密会议，参加者只有几位厂领导、主要技术科室负责人以及像石师傅这样的绝对核心老工匠。

会议室里烟雾弥漫，气氛异常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