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集体资金不足，村民的支付能力也有限。在走访的村庄中，村民的人均年收入大多在1.5万到3万元之间，除去生活开支，能用于环境整治的资金很少。“安装一个化粪池要两千多，相当于我三个月的收入，我肯定舍不得。”皖北张村的村民王大爷说，“之前村里组织装自来水，一户收五百块，我都犹豫了好久，最后还是儿子出钱才装上的。”

资金的短缺，不仅导致环境整治项目无法落地，还影响了后续的运营维护。有些村庄好不容易争取到政府补贴，建了垃圾收集点和污水处理站，可因为没有运营维护资金，没过多久就荒废了。“我们村前年建了一个小型污水处理站，花了15万，其中政府补贴10万，村里自筹5万。可建成后，每天需要用电，还要定期维护，一年的运营费要两万多，村里拿不出钱，只能闲置着，现在里面都长满了草。”苏南张家庄的村支书张建国说。

三、意识淡薄：“没人管”“就该脏”的观念之锢

在华北平原的王家庄，叶尘看到一位村民正把刚用完的农药瓶随手扔到田埂上，旁边就是一条灌溉渠。“大叔，这农药瓶不能随便扔，会污染土壤和水的。”叶尘上前提醒道。那位村民愣了一下，笑着说：“小伙子，你不懂，农村都是这么扔的，几十年了也没事。再说，这瓶子又不值钱，没人要，不扔这儿扔哪儿？”

叶尘在走访中发现，像这样环保意识淡薄的村民不在少数。很多村民认为“农村就该脏点乱点”，觉得“垃圾乱扔、污水乱排”是正常现象，没有意识到这些行为会对环境和健康造成危害。“之前村里组织过环保宣传，发了小册子，也开了会，可村民们根本没当回事。”皖南山村的村支书老周说，“有些老人说‘我活了一辈子，都是这么过来的，也没生病’，年轻人在外打工，回来后也跟着乱扔，觉得‘大家都这样，我也这样’。”

除了“习以为常”的观念，还有些村民存在“等靠要”的思想，认为环境整治是政府的事，与自己无关。“政府要搞美丽乡村建设，就该政府出钱出力，我们村民只要配合就行。”豫西李家坳的村民李大爷说，“之前村里组织大扫除，叫我去清理垃圾，我没去，因为我觉得这不是我的事，是政府的事。”

在一些村庄，还存在“只顾眼前”的短视行为。为了提高农作物产量，村民们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不注意合理施用；为了方便，随意焚烧秸秆，污染空气；为了扩大自家院子，占用公共空间乱搭乱建，破坏乡村风貌。“我知道过量使用化肥不好，可不用产量就低，赚不到钱。”江南水稻产区的村民李大叔说，“现在粮食价格低，不用化肥农药，一年下来根本没什么收入，谁还管环境好不好？”

四、管理缺位：“没人管”“管不了”的机制之弱

在浙北竹溪村，村后的竹溪被污染了快半年了，村民们多次向村里反映，可问题一直没得到解决。“村里就我一个村支书，还要管党建、扶贫、产业发展，根本没时间管环境。”村支书周福来无奈地说，“想找环保部门，他们说这是村里的事，让我们自己解决；想找乡镇政府，他们说人手不够，顾不过来。最后只能不了了之，村民们也越来越不满意。”

叶尘在调查中发现，乡村环境治理的管理机制普遍存在缺位的问题。大部分村庄没有专门的环境管理队伍，环境整治工作主要由村支书和村主任兼任，精力有限，无法有效开展工作；有些村庄虽然成立了环境管理小组，但因为缺乏资金和权力，无法调动村民参与，也无法对违规行为进行处罚。“我们村的环境管理小组有5个人，都是村里的老人，没有工资，全靠义务劳动。遇到村民乱扔垃圾，只能劝说，人家不听也没办法。”皖北张村的村支书张建国说。

除了村级管理缺位，乡镇和县级部门的联动机制也不健全。环保、农业、住建等部门各自为政，缺乏协调配合，导致环境治理工作效率低下。“比如秸秆焚烧的问题，环保部门负责监管，农业部门负责推广秸秆综合利用，住建部门负责垃圾清运，可三个部门之间没有沟通，环保部门查处秸秆焚烧，农业部门的秸秆综合利用项目还没落地，住建部门的垃圾清运车又不够，最后还是没人管。”豫西县环保局的工作人员说。

此外，乡村环境治理的考核机制也不完善。大部分地方政府把经济发展作为主要考核指标，对环境治理的考核权重较低，导致乡镇和村级干部对环境治理工作重视不够。“我们镇的考核指标里，经济发展占40%，扶贫占30%，环境治理只占5%，谁还会花心思搞环境整治？”皖北某镇的副镇长说，“再说，环境治理见效慢，不像经济发展那样容易出成绩，费力不讨好，没人愿意干。”

五、政策壁垒：“批不了”“落不实”的制度之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