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他真正过起了“不要钱、不要官”的生活。朝廷所赐养廉银、俸禄，他大多散济族中贫苦或故旧子弟，自己则布衣蔬食，清贫度日。地方官员前来拜谒，他一概谢绝；若有知名权贵途经，他亦避而不见。唯有二三知己老友，如曾国藩、郭嵩焘等来信，他才会认真回复，信中多谈诗画、农事，极少议论朝政。

他将绝大部分时间与情感，都倾注在了画梅上。退省庵的书房里，堆满了画就的梅花图。他画的梅，早已超越了早年的孤愤与中年的悲怆，进入了一种物我两忘、人梅合一的化境。笔下的梅干，如屈铁盘钢，凝聚着一生的风骨；点染的梅花，或繁或简，皆蕴含着无尽的思念。他曾在画上题诗：“平生最薄封侯愿，愿与梅花过一生。唯有玉人心似铁，岁寒相对耐霜雪。” 这“玉人”，既是梅花，更是他心中永不褪色的梅姑。

他精心保存着梅姑的遗物——那方印章、那封绝笔信、那幅染血的《红梅图》以及那枝早已干枯的梅花。他将它们供奉在一间净室中，每日清晨，必会净手焚香，静坐片刻，与心中的“她”对话。每年的梅姑忌日，他都会闭门谢客，独自一人，对着这些遗物，一整天不言不语。那份刻骨铭心的深情与愧疚，并未随时间流逝而淡去，反而在退隐的宁静中，沉淀得越发醇厚而深邃。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彭玉麟的归隐生活并未持续太久。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边疆危机四伏。尤其是光绪七年（1881年），中俄因伊犁问题关系紧张，战云密布。清廷环顾四周，能倚仗的宿将已然不多，于是再次想起了那位归隐湘江的“雪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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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书抵达退省庵时，彭玉麟正在梅树下与友人对弈。听闻朝廷欲命其进京觐见，以备顾问，他沉默良久。友人劝他以年老体衰推辞，他望着棋盘，缓缓道：“此非弈棋，可以推枰。苟利社稷，生死以之。”

他最终奉诏北上，虽然后来因《中俄改订条约》签订，危机暂时缓解，他并未实际参与军事，但其以国事为重的担当，再次给朝野留下深刻印象。

真正的考验在于光绪九年（1883年）开始的中法战争。法军侵犯越南，觊觎中国西南，并于次年攻击台湾基隆，偷袭福建马尾船政局，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东南沿海告急！

光绪十年（1884年）七月，清廷紧急任命年近七旬的彭玉麟为钦差大臣、兵部尚书，督办广东军务，统筹东南沿海防务。这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对手是船坚炮利的欧洲强国，而中国海防羸弱，官场因循，困难重重。

彭玉麟接旨后，没有丝毫犹豫。他在退省庵中，对着梅姑的灵位深施一礼，沉声道：“家国有难，玉麟不得不行。你若在天有灵，佑我华夏，护我水师。” 随即，他以年迈之躯，星夜兼程，奔赴岭南。临行前，他画了一幅《雪梅图》，题诗曰：“铁干搓枒着此身，冰霜磨炼愈精神。手持南极孤臣节，要替乾坤葆太平。” 这正是他晚年心境的真实写照。

抵达广州后，彭玉麟面对的局势异常复杂。一方面，他要协调与两广总督张树声、广东巡抚倪文蔚等地方大员的关系，消除掣肘；另一方面，他要紧急布防，整顿军队，购置军火，应对法军可能对广东的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