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吴国故都姑苏城外的一处村落，几名老者蹲在田埂上，看着远处官道上又一队被征发的青壮在皮鞭催促下蹒跚前行，眼中满是悲凉。

“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先是吴王，现在是越王，这税，一年比一年重，这役，永远服不完。”一名老者低声哀叹。

“听说西边又要打仗了，这次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咱们村的壮劳力，都快被抽空了。”另一人接口道，语气中充满了怨恨，“早知如此，还不如……唉。”

旁边一个稍微年轻些的汉子，警惕地看了看四周，压低声音道：“我前些日子去城里，听到些传言，说楚军厉害，咱们越王前线吃了亏，说不定哪天就……还说太湖那边，好像有以前吴国的贵人……”

“嘘！不要命了！”老者急忙捂住他的嘴，脸色煞白，“这话也是能乱说的？让官府听见，要杀头的！”

但禁忌的言语，往往传播得更快。对越国统治的不满，对沉重负担的怨恨，如同地下暗河，在越国，尤其是在原吴地的民众心中默默流淌、汇聚。夫概等人散播的谣言，恰好为这暗流提供了宣泄的出口和指向。虽然大规模的叛乱尚未发生，但民心不稳的土壤已经形成。

越国朝堂之上，勾践高踞王座，听着大臣们关于钱粮、兵甲的奏报，眉头越皱越紧。灭吴之后，范蠡飘然远引，文种被赐死，勾践大权独揽，但同时也失去了左膀右臂。如今处理起日益繁杂的国政，尤其是经济问题，他渐渐感到有些力不从心。

文种在世时，曾为越国制定了一套相对完善的经济管理之法，包括平准、均输、盐铁之利等，使得越国能在战后迅速恢复国力。然而，文种死后，勾践猜忌心重，不愿完全沿用“罪臣”之策，对其政策多有改动，又任用了一些善于逢迎却能力平庸的官员管理经济。

加之连年用兵，尤其是为了应对楚国而维持庞大常备军，耗费巨大。勾践虽竭力盘剥，但国库依然感到吃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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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曳庸出列奏道：“大王，西线大军粮草，仅能维持三月。且去岁吴地赋税，因民力凋敝，征收不足预期三成。长此以往，恐伤国本。”

勾践面色阴沉：“不足？为何不足？可是地方官吏办事不力？还是那些吴地刁民有意抗税？”

另一位掌管盐铁的大夫战战兢兢地回道：“回大王，盐铁之利，近年亦有所下滑。皆因……皆因沿海多有私煮私贩者，屡禁不绝。且……且听闻海外有巨贾，以精良铁器、雪白海盐，通过海路私下贸易，价格低廉，冲击官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