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春，北府军的赤旗终于插遍了长安外郭城的城头。渭水决战的胜利，如同摧枯拉朽般扫清了外围所有抵抗，这座历经沧桑的十三朝古都，如同一位褪尽了华服、仅剩残破内衬的贵妇，彻底暴露在北府军的兵锋之下。然而，当刘裕率领主力抵达城下时，他并未选择立刻发动最后的猛攻，而是下达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命令——围城。

巨大的军营如同铁桶般，将长安城团团围住。壕沟深挖，栅栏林立，哨塔星罗棋布，巡逻队昼夜不息。北府军的这次围城，与当初围攻洛阳时的心情已然不同。少了些毕其功于一役的急切，多了些稳操胜券的从容，但同时也伴随着远比攻克洛阳时更为沉重和复杂的隐忧。

坚城犹在，困兽犹存

长安并非不设防的空城。尽管主力尽丧，尽管皇帝姚泓庸懦，但这座城毕竟曾是强秦的心脏，城高池深，储粮虽非极度充裕，却也并非短时间内能够耗尽。退守内城的后秦残余势力，在姚绍、姚鸾等少数尚存气节的将领组织下，依旧进行着绝望而顽强的抵抗。

他们深知已无路可退，投降未必能得善终，因此抵抗格外疯狂。每一次北府军的试探性攻击，都会遭到猛烈的反击。檑木、滚油、箭矢，从高大的城墙上倾泻而下。巷战中，秦军利用对地形的熟悉，节节阻击，甚至发动同归于尽式的反扑。攻克长安，注定仍要付出相当的流血代价。

刘裕不愿用北府健儿的鲜血去填平这座注定陷落的城池。他更倾向于围困，利用时间和技术优势，慢慢绞杀守军的斗志和生存空间，迫使其内乱或投降。这是最经济、也是最能保全实力的方式。

千里馈粮，后勤如山

然而，围城，尤其是围困长安这样的大城，本身就是一场对进攻方后勤体系的极端考验。北府大军十数万人，每日人吃马嚼，消耗的粮草是一个天文数字。

粮道，那条从青州、徐州，经洛阳、潼关，蜿蜒千里的生命线，此刻变得无比脆弱和漫长。尽管有“武装粮车”和“游骑猎杀队”的护卫，但漫长的补给线依然如同一条暴露在狼群面前的巨蟒，随时可能被咬断。

最大的威胁，依旧是北魏。拓跋嗣虽未大规模南下，但其骑兵如同幽灵般，在黄河以北游弋，时不时南下袭击粮队、焚烧粮仓。每一次成功的袭击，都意味着前线数千人可能断粮。北府军不得不分出相当数量的精锐部队，专门用于保护粮道，这进一步分散了本可用于攻城的兵力。

此外，自身的消耗也极其惊人。打造攻城器械需要巨量木材、铁料；维持强弩劲弓需要源源不断的箭矢；人马需要药品、盐巴、被服……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从遥远的后方输送而来。民夫征发无数，牛马累毙于道，漕运船只川流不息，依然感到捉襟见肘。

陈衍的工坊不得不将大部分精力用于维护和补充，而非研发新装备。他不断计算着物资的消耗速度，焦虑地看着库存的各类原料飞速下降。技术的优势，需要庞大的后勤体系来支撑，这根弦已经绷紧到了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