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兴通宝”的铸造与推行，如同为帝国的经济血脉注入了强心剂，使得交易有了统一、可靠的价值尺度。然而，陈衍与朝中重臣们很快意识到，若要这经济血脉真正畅通无阻，仅仅统一钱币是远远不够的。在市井坊间，在官府仓库，在田亩清丈之中，另一个同样混乱且危害巨大的问题日益凸显——那便是度量衡的极度不统一。

前朝数百年的动荡与割据，使得各地度量衡标准千差万别。同样一“斗”，在关中、在河东、在河西，其实际容量可能相差甚远；一“尺”之长，一“斤”之重，亦是无有定准。奸商猾吏借此上下其手，大进小出，盘剥百姓，欺瞒官府。征收赋税时，用的是“官斗”、“官秤”，往往比市面通行者更大、更重；发放粮饷俸禄时，则可能改用小斗短秤。民间交易更是纠纷不断，争吵斗殴皆因于此。这种混乱，严重阻碍了商业发展，腐蚀了赋税公平，也侵蚀着新朝的统治根基。

这一日，度支尚书李繁在禀报新钱推行情况时，面带忧色地提到了另一个难题：“陛下，新钱推行虽初见成效，然各地征收租调（粮食、绢帛），仍因斗斛、尺秤不一，弊端丛生。河东郡上报田租三千石，按其地大斗，实则不足两千五百石；而发放陇西军饷若按京中小斗，则士卒所得锐减，必生怨言！此弊不除，新钱之利，恐折半矣！”

陈衍闻言，眉头紧锁。他来自现代，更深知标准化对于经济运行的重要性。度量衡的混乱，比货币混乱更为隐蔽，却也更为基础，它直接挑战着公平和秩序。

“岂能如此！”陈衍沉声道，“朕统一天下，岂能容度量衡各自为政？此事关乎赋税、关乎民生、关乎朝廷信誉，必须彻底统一！”

他立即下令，由尚书省总揽，工部牵头，度支、户部、太府寺（掌管皇室库藏，亦需标准度量）协同，并征召墨衡等精通工艺的专家，立即着手制定全国统一的度量衡标准。

“标准如何定？”工部尚书请示。

“考订古制，参酌时宜，务求精准便民！”陈衍指示，“以当今关中通行、较为公允者为基础，略加调整，定为永兴官制。”

一场精密的考订工作随即展开。学者们翻检《汉书·律历志》等古籍，考证古代度量衡原器；工匠们则精心选择不易变形的硬木、青铜，开始制作标准器物的雏形。

最终，经过反复验证和测算，新的标准被确定下来：

度：以一枚黍粒的宽度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十寸为一尺（永兴尺，约合今23.1厘米），十尺为一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