嬴政虽然对逻辑辩学不甚感兴趣，但他敏锐地察觉到，这种严密的思维方式，对于制定清晰明确、不易产生歧义的法律，对于准确传递军情政令，乃至对于识破臣下的诡辩和欺瞒，都可能有着重要的作用。

“第三是标准化与工匠精神。”

赵天成继续道。

“墨家弟子多来自社会下层，很多是工匠。他们把工匠领域里强调规矩、标准、精确的精神，带到了思想和实践中。墨家讲究‘法仪’，也就是法则和标准。他们认为做事要有法可依，这个‘法’不仅指法律，也指技术标准、行为规范。这种对标准和规范的追求，体现在他们的守城器械制作上，就是精密、可靠、可批量复制。如果一种技术只能靠某个匠人的‘手感’，无法标准化，那就很难大规模推广和应用。墨家在这方面，做出了最早的探索。”

他顿了顿，总结墨家的方法论：“重视经验和实践效果，运用严密的逻辑进行推理和辩论，追求技术和行为的标准化、规范化。这套方法论，如果用在技术发展和生产管理上，其潜力是巨大的！”

“可惜啊，”赵天成叹了口气，带着一丝惋惜。

“墨家的这套方法论，以及他们那些超前的科技探索，在你们这里没有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足够重视和发展。他们的‘非攻’、‘兼爱’思想显得‘不合时宜’，他们的逻辑学被视为‘奇技淫巧’，他们的组织形式又让统治者感到威胁……所以墨家逐渐式微了。”

“这就是‘天时’不利，他们的‘方法论’所适应的那个重视科技和逻辑的‘大势’。”

石室内陷入了更深的沉默。

嬴政和扶苏都沉浸在赵天成对墨家学派的这番全新解读中。

他们以往视墨家为“贱人之学”、“守城之术”，却从未意识到其背后蕴含着如此深刻的方法论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