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几乎是立刻回拨了电话，语气冷静得近乎冷漠：“把我的作者简介改掉。删掉‘社会创新先驱’这几个字，我不是什么先驱，我只是个记录者。”

编辑还想争辩，但苏晓芸的态度不容置喙。

新书很快下发到某县。

信访办的王科长，一个在“滚刀肉”和“老大难”之间熬白了头发的中年男人，花了一个通宵读完了这本书。

第二天，他走进自己的接待室，摘下墙上那块写着“依法依规，理性上访”的冰冷牌子，换上了一块自己用毛笔写的木牌，上面只有八个字：“今天，我先听，你先说。”

奇迹发生了。

三个月后，这个全省闻名的信访大县，上访量断崖式下降了四成。

这个“王科长经验”被迅速总结、推广。

苏晓芸从新闻上看到这一切，只是平静地在准备再版的书稿末页，加上了一句微不足道的话：“最好的制度，是让人忘了你在教他们。”

她签下了最后一本样书，没有寄给任何高官或名人，而是通过多方打听，寄给了当年在大学图书馆里给她递过一张纸条的那个清洁工。

附言只有一句：“你比我更懂这本书。”

而在城市的另一端，被摩天大楼遗忘的角落里，林诗雨正蹲在一个由拾荒者自发组建的“破烂银行”前。

这里的“货币”是一种信用凭证，记录在废弃的铁皮罐里。

帮邻居王大妈搬了一车货，记一笔；替张叔叔修好了三轮车，再记一笔；帮双职工家庭照看了一下午孩子，又是一笔。

这些“信用币”可以用来借米、借油，甚至换取别人同样的服务。

一个大型基金会看中了这个项目，派人来洽谈，希望投入资金，将其“标准化、系统化、可复制化”。

林诗雨听完他们的宏伟蓝图后，只说了一个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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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拒绝了那笔足以让她名利双收的投资，然后用自己的积蓄，悄悄买了一批带锁的铁皮箱，送给这里的每一个成员。

“你们的信用，自己管着才安心。”

基金会的人不解地问她，你到底图什么？

她指着那些叮当作响的铁皮罐和歪歪扭扭的账本，笑了：“我图它永远都这么乱七八糟。”

半年后，这个“破烂银行”自发地在墙上贴出了一张《信用公约》，是用粉笔写的，第一条就足以让所有社会学家瞠目结舌：“谁都可以改这里的规则，但只要有一个人反对，就必须停下来重新谈。”

林诗雨把这句话抄进自己的日记本，旁边写下心得：有序不是终点，自洽才是。

几乎是同一时间，周敏坐在孙子小学的礼堂里，参加一场特殊的“家庭故事展”。

一个叫小雅的女孩，没有展示全家福，也没有展示奖状，而是展出了一本她妈妈手抄的作文本，名叫《沉默写作》，封面标题是：“我妈妈不敢说的话”。

里面记录了一个中年女性所有不曾宣之于口的困境：对领导的愤怒，对衰老的恐惧，对丈夫的失望，对庸常生活的无力。

校方起初极度紧张，担心这种“负面情绪”影响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