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坑出口，一排工人旧照钉在锈铁板上。我看见一张年轻面孔，眉目坚毅，那是卡文达的爷爷，二十岁，穿着破旧制服却站得笔直。那一瞬，我仿佛听见无数心跳，在矿下黑暗中有节奏地回响。

沿着马尼卡尼路前行，两侧红砖老屋静卧街边，风掠过屋檐，带来蒸面包的香味。街道上行人稀少，却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

丽贝卡的面包店在街角，她递我一块热腾腾的玉米面包：“还记得味道的人不多了。”

我咬了一口，香软中带着一种过往的情绪。她指着店门口的长椅：“以前傍晚这里坐满老人，谁的孙子在哪工作，谁家的女儿嫁去了国外，全在这说。”

几个青年在街角争执是否要离开家乡去哈博罗内。我靠近，听到他们交替说着“未来”“薪水”“梦想”。

我说：“你们的故事很重要，外面不一定更好，但你们的声音在这里可以生根。”

其中一人顿了顿：“你愿意写我们吗？”

我点头。他们笑了。街角那一刻，不再是岔路口，而是告白与希望的起点。

我写道：“老城区是一张旧地图，每条路都写着归属的隐语。”

图书馆不大，却洁净明亮。阳光从百叶窗泻下，落在书架与儿童读物上。

女教师蒂博戈带着十来个孩子朗读非洲故事。她的嗓音温柔如水，孩子们坐得笔直，小女孩卡特莱霍眼中闪光。

我走过去，与他们分享中国的童话、我旅途的见闻。

“世界很大，但每一个人都能是讲述者。”我说，“你们拥有写作的钥匙。”

卡特莱霍轻声问我：“我们也可以写城市吗？”

“当然可以。”我回答，“你们写下的，就是未来的石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