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回咱们说到，在亚洲那片湿热的丛林里，中国远征军和盟军，真是拿命在拼。经历了整整一年半的浴血奋战，在付出了尸山血海般的巨大伤亡之后，终于把中印公路这条“抗日生命线”给打通了。你可以想象那个场面，一辆辆满载着汽油、弹药、药品和各种物资的卡车，从印度出发，越过险峻的高山和湍急的河流，轰隆隆地开进了中国的云南。

对于已经苦苦支撑了多年的中国军民来说，这简直就是天大的喜讯。前线的士兵们终于不用再数着子弹打仗，后方的工厂也有了运转的燃料。源源不断的物资，就像是给一个濒临枯竭的巨人注入了强心剂。抗日战争的天平，从这一刻起，开始真正地、不可逆转地倒向了我们这一边。一个积蓄已久的大反攻，号角已经吹响。

然而，就在亚洲战场迎来胜利曙光的同时，世界的另一头，欧洲的战火虽然刚刚熄灭，但新的阴云却在悄然聚集。

1945年7月17日，德国柏林郊外一个叫波茨坦的地方，迎来了三位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势的男人。他们分别是：刚刚接替罗斯福、第一次登上国际舞台的美国新总统——哈里·杜鲁门；叼着雪茄、象征着大英帝国不屈精神的“老狮子”——温斯顿·丘吉尔；以及眼神深邃、让人看不透心思的苏联最高领袖——约瑟夫·斯大林。

这已经是“三巨头”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坐在一起开大会了。会议的桌面上，摆着两份大大的议程：

怎么处理战后的德国和整个东欧？ 德国已经投降，纳粹的旗帜被踩在了脚下，但这个曾经的战争机器，现在成了一个巨大的烂摊子。是把它彻底拆散，永绝后患？还是帮它重建，让它重新做人？还有那些被苏联红军“解放”的东欧国家，它们的未来又该由谁说了算？

怎么尽快把还在太平洋上死扛的日本给干掉？ 虽然日本已经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但他们的抵抗异常疯狂。美军估计，如果强行登陆日本本土，盟军可能还要付出上百万人的伤亡。这个代价，谁都承受不起。

说起来，这两件事在之前的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上，三巨头就已经聊得七七八八，基本有了个框架。这次波茨坦会议，按理说，就是把之前画好的草图，最后精修一下，敲定所有细节，然后大家签字画押，分头去落实就行了。

事情却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

一个非常简单，甚至有点残酷的道理开始显现出来：当共同的敌人消失之后，昔日的战友往往就会变成潜在的对手。 以前，有希特勒这个共同的、能威胁到大家生死存亡的大坏蛋在，美、英、苏这三个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完全不同的国家，才能暂时放下分歧，捏着鼻子组成“伟大联盟”，一致对外。

可现在，希特勒已经在地堡里自杀，德国也投降了。那个把大家捆在一起的“靶子”没了，三巨头之间深刻的矛盾，就像退潮后海边的礁石一样，一下子全都暴露了出来。

这就好比三个猎人，齐心协力打死了一头猛虎。老虎活着的时候，大家背靠背，共同对敌；老虎一死，三个人就开始互相瞅着对方，心里各自打起了小算盘：这虎皮归谁？这虎肉怎么分？谁分得多，谁分得少？每个人都想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

让我们先来看看这三巨头都安了什么样的心思？

哈里·杜鲁门： 这位老兄，人送外号“意外的总统”。罗斯福突然一走，他这个副总统就被推上了C位，可以说是“赶鸭子上架”。对他来说，波茨坦会议是他第一次站上世界舞台中央，是一场超级大考。他心里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向全世界，尤其是向斯大林证明：别看我是个新人，但我可不是好糊弄的软柿子。

所以，他一上来就跟罗斯福完全不一样。罗斯福喜欢那种绕来绕去的、讲人情的个人外交，杜鲁门不来这套。他自己管自己的风格叫“心里有啥就说啥”，主打一个直来直去。开会之前，他把自己关在屋里，埋头看了堆积如山的文件和外交报告，对苏联在东欧干的那些事儿，心里已经充满了怀疑和警惕。

同时，他脑子里还装着一个历史教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凡尔赛和约》。他觉得，就是因为当年对德国的经济惩罚太狠了，把德国往死里整，才把老百姓逼急了，给了希特勒这种极端分子上台的机会。所以他下定决心，这次可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从杜鲁门后来写的日记里能看出来，他一方面压力山大，生怕搞砸了；另一方面，他又在这场跟老江湖的博弈里，慢慢找到了自信，越来越强硬。

约瑟夫·斯大林： 这位苏联大元帅，可就是真正的老江湖了。从德黑兰会议，到雅尔塔会议，再到波茨坦会议，所有战时盟国的巨头峰会，他是唯一一个全勤奖得主。在这盘世界地缘政治的大棋里，他就是那个顶级的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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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心里最在乎的是什么？两件事：安全和赔偿。为啥呢？因为苏联在战争里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惨了。超过2500万条人命没了，国家三分之一的财富被打成了废墟。这种刻骨铭心的伤痛，让他觉得必须干两件事。第一，他要在苏联的西边，拉上一串“小弟”国家，搞一个“缓冲区”。这样一来，万一将来再有谁想从西边打过来，得先过了这几关，苏联本土就安全多了。第二，他急需从德国那里拿到巨额的赔款，不管是拆工厂设备也好，还是拉走原材料、抓劳工也好，都得拿过来，用来重建自己那个被打烂了的国家。

在会议上，斯大林表现得非常沉着冷静。他有时候说两句冷幽默，有时候又突然变得非常强硬，但不管怎么变，他都死死地盯着自己的核心利益，一寸都不肯让。丘吉尔手下的一个部长形容他，说他“说话又短又有力……直接得很，一点都不妥协”。他来波茨坦，兜里揣着非常明确的目标，背后还站着控制了半个欧洲、威风凛凛的苏联红军。

温斯顿·丘吉尔： 这位带领英国度过了最黑暗时刻的战争巨人，在波茨坦会议上却显得有点心不在焉。他倒是非常想赶紧开会，好想办法遏制一下苏联的扩张。但他的心，更多地是悬在英国国内的选举上。

原来，英国在7月5日就已经举行了大选，但是因为要统计海外军人的选票，结果得等到会议开到一半的时候才能公布。这种政治上的不确定性，让他根本没法集中精力。好多人都观察到，他在会上显得又累又沮丧，甚至连手下人递给他的简报文件都懒得看。这一下子就大大削弱了他在谈判桌上的分量。

可以说，丘吉尔在波茨坦的角色，更像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他代表着那个即将落幕的大英帝国，一个伟大的、但正在渐渐老去的背影。

三巨头坐下来开会的时候，世界正上演着两场截然不同的战争结局。

一头是废墟里的欧洲： 在欧洲，战争是打赢了，但胜利的喜悦一点儿都感觉不到，反而是揭开了一个巨大的烂摊子。就说德国自己吧，已经彻底成了一片废土，整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结构都散架了。盟军接手的，是一个艰巨得不得了的管理任务。得把几百万德军的武装给解除了，得把那些战争罪犯抓起来审判，还得搞什么“非纳粹化”和“民主化”改革，想想都头大。

整个欧洲大陆上，有差不多四千万的难民，像没头的苍蝇一样到处乱撞，想找个安身的地方。其中，还有几百万德国人，正从东欧被赶出来，往德国西部跑，这又引发了一场巨大的人道主义危机。经济崩溃，粮食短缺，整个社会秩序都摇摇欲坠。盟国必须一边管着这个战败国，一边还得想办法应对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混乱。

另一头是太平洋战场的残酷收尾： 在世界的另一边，战争还在以一种吓人的烈度进行着。盟军花了巨大的代价，搞了个“跳岛战术”，一个岛一个岛地啃，好不容易把战线推到了日本家门口。

但是，日本人是越打越疯狂。他们的军事头头们已经搞出了一个叫“决号作战”的本土防御计划，准备让“一亿国民”都豁出命来，跟登陆的美军拼了。虽然日本的经济因为被海上封锁和飞机轰炸，已经快要崩溃了，但他们军队那种“玉碎”的战斗意志，一点都没减弱。

盟军这边呢，也正在准备一个代号叫“没落行动”的本土登陆计划。根据估计，真要打起来，双方的伤亡可能会高达一百万人。这种可怕的前景，给波茨坦会议的这几位大佬施加了天大的压力。他们必须得想个办法，赶紧把这场血腥的战争给结束了。也正是这种压力，直接导致了后来《波茨坦公告》的发布，并且最终让美国人下决心扔了原子弹。

开会在哪儿开，这本身就不是一件小事。地点的选择，就是一次没有硝烟的外交交锋，里面全是算计和象征意义。

按理说，柏林是纳粹德国的“千年帝国”的首都，在这儿开会，象征意义多强啊——就在你希特勒的老巢里，决定你的下场！但是，现实情况不允许。那时候的柏林，已经不能算是个城市了，就是个“鬼城”。经过盟军几个月的地毯式轰炸，再加上最后苏联红军那场惨烈的巷战，柏林的基础设施，什么水电、交通、房子，基本上都没了。想在这种地方开个大型国际会议，连个住的地方都找不到。

相比之下，柏林西南郊的波茨坦市，情况就好多了。尤其是市里的一个叫巴伯尔斯贝格的区，在战争里受到的破坏很小。而且这地方的街道很容易防守，能给来开会的各个代表团提供一个既安全又舒服的落脚点。

最后，会议地点就选在了采琪莲霍夫宫。这个选择，充满了历史的讽刺和象征性。

这座宫殿，是德国最后一个皇室——霍亨索伦家族——盖的最后一座宫殿。1917年才完工，仅仅过了一年，德意志帝国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中垮台了。更有意思的是，这座宫殿是典型的英式都铎庄园风格，这对于马上要来的英国代表团来说，真是一种奇特的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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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座见证了老德意志帝国黄昏的建筑，马上就要变成决定这个帝国残骸命运的舞台了。

这个地点的选择，背后其实是作为东道主的苏联人精心安排的。因为波茨坦在苏联占领区里，所以整个会议的筹备工作，都由苏联方面负责。他们非常细致地把宫殿修缮一新，还给每个国家的代表团都分配了独立的办公区和生活区。

苏联人干这些，不仅仅是出于地主之谊，更是一种赤裸裸的权力展示。当杜鲁门和丘吉尔坐着飞机、坐着汽车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是进入了斯大林的地盘。

这种权力展示，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苏联士兵在宫殿中央的院子里，用鲜花精心修剪出了一个巨大的红色五角星花坛。这可不是简单的搞搞园艺，美化一下环境。这是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符号，是把苏联的锤子镰刀印记，深深地烙在了普鲁士军国主义的心脏地带。

这个花坛，等于是在向美国和英国这两个盟友发出一个毫不含糊的信号：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了，在东德这片土地上，一切都由我们苏联说了算。

从7月17号到25号，会议总共开了九次全体大会。这第一阶段，充满了试探、角力和火药味十足的辩论。大家吵得最凶的，就是战败的德国，未来到底该怎么办。

1945年7月17号下午5点，会议正式开锣。三巨头在那个着名的圆桌前，开始了他们的历史性会面。这张圆桌，还是苏联人特地从莫斯科空运过来的，为啥呢？就是为了避免因为谁坐主位、谁坐次位这种小事闹出外交纠纷，象征着大家是平等的伙伴。

但是，表面上的平等，根本掩盖不住底下深刻的分歧。

在开全体大会之前，杜鲁门和斯大林先私下里见了一面。这是两位大佬的第一次“单挑”。杜鲁门后来在日记里写，他告诉斯大林，自己不是个职业外交官，说话直来直去，习惯听完所有人的意见后，就直接说“行”或者“不行”。斯大林听了好像还挺高兴。杜鲁门当时感觉，“我能跟斯大林打交道”。

然而，当斯大林抛出他准备好的一堆议题，比如意大利以前的那些殖民地怎么处理啊，佛朗哥独裁统治下的西班牙怎么办啊，杜鲁门立马警惕起来。他在日记里写道：“这家伙抛出了一堆炸药——不过我手里也有些炸药，先不引爆。” 这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两个领导人，从一开始就在互相摸底，试探对方的底线在哪里。

会议的第一个正式议程，是提议建立一个由美、苏、英、中、法五国外长组成的“外长理事会”，专门负责给未来的和平条约做准备工作。这个提议倒是很快就通过了，但这其实也预示着，很多真正难啃的硬骨头，都会被暂时搁置，留给这个理事会去没完没了地吵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