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古老的法律原则，意思是“法律不追究过去的行为”。通俗地说，你不能在今天制定一条新法律，然后用这条法律去惩罚别人在昨天做的、当时还不算违法的事情。这是法治精神的基本要求。

批评者认为，纽伦堡审判中的“破坏和平罪”和“反人类罪”，就是同盟国在战后为了审判纳粹而“发明”出来的新罪名。在纳粹发动战争和进行大屠杀的时候，这些罪名在国际法中并不明确存在。现在用这些“新法”去审判他们，是典型的“事后立法”，违反了法治精神。

被告席上的二号人物赫尔曼·戈林，就在法庭上轻蔑地宣称：“胜利者永远是法官，战败者永远是被告。”就连当时的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哈伦·菲斯克·斯通，也私下里把这次审判称为“一场高尚的私刑派对”。

当然，审判的支持者们也给出了有力的反驳。他们认为，发动侵略战争的行为，早就被《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等国际条约宣布为非法了，纽伦堡审判只是给这个已经存在的“非法行为”，加上了“个人刑事责任”的后果而已，不算凭空造法。

还有的法学家，比如汉斯·凯尔森，从更深的法理层面辩护说，对于那些在实施的时候就已经构成“道德上最应受谴责”的恶行（比如种族灭绝），如果严格遵守“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反而会束缚法律的手脚，使其无法回应人类最基本的正义感和道德情感。面对如此巨大的邪恶，法律需要有勇气突破自身的局限性。

这个批评可能比上一个更有力，也更难反驳。法庭的管辖权，被严格限定在审判“战败的轴心国成员”。而胜利者——同盟国自己犯下的、可能构成战争罪的行为，却完全没有受到追究。

比如：

盟军对德国城市的无差别轰炸：最着名的例子就是对德累斯顿的轰炸，这座没有太多军事价值的文化名城被夷为平地，造成数万平民死亡。如果按照纽伦堡的标准，这很可能构成战争罪。

苏联的卡廷森林大屠杀：1940年，苏联秘密警察在卡廷森林等地，杀害了数万名被俘的波兰军官和精英。在纽伦堡审判中，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苏联检察官不仅对此绝口不提，甚至还试图把这桩罪行的黑锅甩给德国人，并将其列入了对德的起诉书中（法官最终没有采纳这一指控）。

这种“只审战败者，不审战胜者”的双重标准，是“胜利者的正义”这个指责中最具说服力的一点，也成了纽伦堡审判一个永远无法抹去的历史污点。

尽管存在这些深刻的法理争议和程序上的瑕疵，但能在二战刚结束的那片法律荒原上，通过大国间的政治妥协和法学家们的智慧，强行建立起这样一座正义的法庭，本身就已经是一次巨大的飞跃。这个地基或许不那么完美，甚至有些倾斜，但它为后来几十年的国际刑事司法发展，铺下了第一块，也是最重要的一块基石。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1945年11月20日，德国纽伦堡。在匆忙修复的“正义宫”600号法庭里，历史性的审判正式拉开了帷幕。这座建筑在战争中也遭到了轰炸，但600号法庭奇迹般地保存完好，似乎冥冥之中注定要成为这个历史舞台。法庭里挤满了来自23个国家的300多名记者，全世界的目光，都通过电报和广播，聚焦在了这个小小的房间里。在接下来的将近一年时间里，这里上演了一场法律、历史与人性的激烈交锋。

审判的序幕，由美国首席检察官罗伯特·杰克逊在11月21日发表的开庭陈词拉开。这篇演说，后来被公认为是法律史上最雄辩、最有力的陈词之一。

杰克逊站起身，面对着法官席和坐满了前纳粹高官的被告席，他的声音沉稳而有力，响彻整个法庭：

“我们力图审判的这些罪恶，曾是如此精心策划、如此恶毒、如此具有毁灭性，以至于文明世界不能容忍它们被忽视，因为如果这些罪恶重演，文明世界将无法幸存。”

他开宗明义，把这场审判的意义提升到了维护人类文明的高度。他强调，把这些战败的纳粹分子送上法庭，不是为了复仇。复仇只会导致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这场审判，是为了“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灾难”，并将其作为“避免周期性战争的终极步骤”。

杰克逊的陈词，为整个检方团队定下了一个清晰的总基调：他们要向世界证明，纳粹政权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巨大的犯罪阴谋。这个阴谋的核心，是策划和发动侵略战争，而所有其他那些令人发指的暴行——比如大屠杀和虐待战俘——都是从这个“首要罪行”中衍生出来的副产品。

杰克逊和他的团队制定了一个非常聪明的核心战略：用纳粹分子自己写的文件，来给他们自己定罪。

纳粹德国是一个文书主义（官僚主义）登峰造极的政权。他们有一种近乎病态的习惯，就是把所有事情都一丝不苟地记录下来，归档存盘。从入侵波兰的详细军事计划，到集中营里每天死亡人数的统计报告，再到“万湖会议”上讨论如何高效地“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的会议纪要，所有这些，都被白纸黑字地记录在案。

盟军在德国投降后，缴获了堆积如山的纳粹秘密文件，数量多达几百吨。检方团队就像一群历史学家，在这些故纸堆里夜以继日地工作，从中筛选出了最关键的证据。他们相信，这些德国人自己写的官方文件，是比任何目击者的证词都更无可辩驳的铁证。

在整个审判过程中，检方提交了超过4000份文件作为证据，并且为了法庭的四个工作语言（英、法、俄、德），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工作。这种策略的威力是巨大的。它使得这场审判，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场历史文献的展示会。检方的目的，不仅仅是说服那几位法官，更是为了向全世界，特别是向仍然感到迷茫的德国人民，揭示纳粹政权到底是如何运作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当然，除了书面证据，检方也传唤了33名关键证人出庭作证。这些证人的证词，常常带来巨大的情感冲击。

党卫军将军埃里希·冯·德姆·巴赫·策莱夫斯基，这个曾经负责镇压东线游击队的高级指挥官，在法庭上亲口承认，所谓的“反游击战”很多时候只是一个幌子，其真实目的就是大规模地屠杀犹太人。当他作证时，被告席上的戈林气得大骂他是“肮脏的叛徒”。

“别动队”的指挥官奥托·奥伦道夫，则以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像是在汇报工作的平静语气，详细叙述了他指挥的部队是如何系统性地枪杀了大约9万名犹太人和其他平民。他甚至还“专业地”解释说，为了提高效率和减轻对士兵的心理冲击，他们后来发明了让受害者自己躺进挖好的大坑里，然后从后脑开枪的杀人方法。他的证词让整个法庭陷入死寂。

而整个审判过程中，最具视觉和情感冲击力的时刻，发生在1945年11月29日。那天，检方在法庭上播放了一部名为《纳粹集中营》的纪录片。这部影片，是由盟军解放各大集中营时，随军摄影师拍摄下来的原始影像剪辑而成的。

当银幕亮起，一幅幅地狱般的景象展现在所有人面前：堆积如山的、瘦骨嶙峋的尸体被推土机推进万人坑；幸存者们穿着条纹囚服，眼神空洞，像行走的骷髅；毒气室的墙壁上布满了受害者临死前绝望的抓痕；成堆的儿童鞋子、眼镜、金牙和头发……

画面的冲击力是毁灭性的。法庭里，许多记者和观众失声痛哭，就连见多识广的法官们也面色凝重。而在被告席上，这些曾经不可一世的纳粹头目们也无法保持镇定。国防部长官凯特尔和约德尔等人低下头，不敢再看；经济部长冯克趴在栏杆上哭泣；就连一向傲慢的戈林，也显得神色不安。法庭因此一度休庭，让大家平复情绪。

这些影像，以最直观、最无可辩驳的方式，将纳粹罪行的真实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其效果，是任何语言都无法比拟的。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四个盟国的检察官团队也各有分工：

美国团队：主力，负责证明“共同密谋罪”和起诉纳粹的各个组织（如党卫队、盖世太保）为犯罪组织。

英国团队：由首席检察官哈特利·肖克罗斯爵士领衔，主要负责论证“破坏和平罪”。他像一位法学教授一样，旁征博引，系统地阐述了侵略战争在审判前就已经是国际法所禁止的。

法国和苏联团队：他们是纳粹侵略的最大受害者，因此主要负责揭露在西线和东线犯下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苏联检察官罗曼·鲁登科的陈词，充满了悲愤，他详细列举了德国入侵给苏联带来的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控诉纳粹的焦土政策和对平民的屠杀。

从1946年3月到7月，轮到辩方出场了。面对检方如山铁证，21名被告和他们的德国律师团队，采取了一套高度一致的辩护策略。

他们中几乎没有人敢公开否认纳粹犯下了滔天罪行，因为那些文件和影像证据太确凿了，否认等于侮辱所有人的智商。所以，他们的辩护核心惊人地一致：罪行是发生了，但不是我干的，我不知情，或者我只是奉命行事。

主要的辩护论点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我只是在执行命令” ：这是最常见、最普遍的辩护理由，几乎被所有军官和文职官员挂在嘴边。从凯特尔元帅到普通官员，他们都把自己描绘成庞大国家机器上的一个无辜的齿轮，声称自己没有选择，只能服从上级的命令，否则自己和家人就会有危险。尽管《伦敦宪章》第八条已经明确规定这不能作为免罪的理由，但他们还是反复使用这个借口，试图在道德上为自己开脱。

“我不知道”与“甩锅给死人”：绝大多数被告都声称，自己对“最终解决方案”——也就是大屠杀的核心计划——一无所知，或者知之甚少。他们心照不宣地把所有重大罪行的责任，都推给了三个已经死去、无法对质的人：阿道夫·希特勒、党卫队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和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这种策略非常“聪明”，因为死人是不会开口反驳的。他们试图把自己塑造成被这几个人蒙蔽和利用的、忠诚但无知的执行者。

挑战法庭的合法性：辩护律师团系统性地攻击法庭本身。他们反复强调“法不溯及既往”和“胜利者的正义”这两个论点，主张法庭所依据的《伦敦宪章》是战胜国炮制的、没有合法性的文件。

“这是国家行为”：部分被告，特别是戈林，辩称他们的行为是代表一个主权国家的行为，因此不应该受到外国法庭的审判，这是干涉德国内政。这直接挑战了纽伦堡审判最核心的法理——个人责任原则。

在整个辩护阶段，被告们的表现让法官们普遍感到非常失望。大部分人被认为是在公然撒谎，他们脸上看不到丝毫的悔意，只是在机械地、顽固地否认自己的罪责。

这场在正义宫的交锋，与其说是一场法律辩论，不如说是一场历史叙事的争夺战。检方试图用海量的证据，构建一个关于纳粹如何进行系统性犯罪、以及个人在其中应承担何种责任的宏大叙事。而辩方则试图通过碎片化的否认、推诿和甩锅，把自己从这个宏大的、罪恶的叙事中切割出去。

然而，在纳粹政权自己留下的如山铁证面前，后者的努力，注定是苍白而徒劳的。

在纽伦堡的被告席上，并排坐着21名纳粹德国的前军政巨头。他们曾经是帝国的元帅、部长、银行家和理论家，掌控着千万人的生死。如今，他们成了全世界审视的对象。每个人在法庭上的表现、辩护策略和最终的命运，都截然不同，共同构成了一幅关于罪责、人性与审判的复杂画卷。

作为被告席上军衔最高、名气最大、也是纳粹政权仅次于希特勒的二号人物，赫尔曼·戈林从审判的第一天起，就把自己当成了主角。

被捕时，他还是个沉迷于吗啡、体重超标的胖子。但在监狱里，他被强制戒毒，体重减了下来，头脑也变得异常清晰。在法庭上，他完全没有阶下囚的自觉，反而气焰嚣张，时常表现出傲慢和不屑。他把法庭当成了自己最后的舞台，试图在其他被告中重新建立领导地位，要求他们团结一致，共同扞卫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荣誉”，不要互相指责。

戈林的辩护，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个人表演。他不像其他人那样畏畏缩缩，反而主动出击。他并不否认纳粹政权采取过很多极端措施，但他为这些措施辩护，声称那是在《凡尔赛条约》的压迫和国内经济崩溃的混乱局面下，为了恢复德国的秩序和尊严所采取的“必要之举”。

他最“高光”的时刻，是与美国首席检察官杰克逊在法庭上的直接交锋。杰克逊试图通过交叉盘问来击垮他，但经验丰富的戈林非常狡猾，他利用法律程序的漏洞和杰克逊对德国政治细节的不熟悉，时常在言辞交锋中反客为主，甚至一度让杰克逊下非常尴尬。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对于建立集中营、迫害犹太人、废除工会等罪行，他都轻描淡写地描绘成应对国家危机的“内政手段”。对于发动侵略战争，他更是振振有词地嘲讽道：“侵略？别逗我笑了！所有强国为了实现自己的国家目标，都做过同样的事情。美国吞并德州，英国建立日不落帝国，俄国扩张领土……但当德国为了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也这样做时，就成了天大的罪行——仅仅因为我们打输了。”

他始终坚持，所有重大决策都是希特勒一个人做出的，他只是一个忠诚于元首的、最高效的执行者。

法庭最终没有被他的表演迷惑。判决书认定，戈林是纳粹几乎所有罪恶计划的核心策划者和执行者，从建立盖世太保，到制定四年战争经济计划，再到下令“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处处都有他的身影。他被裁定犯有全部四项罪行，判处绞刑。

然而，戈林把他的反抗持续到了最后一刻。1946年10月16日，就在原定行刑时间的几个小时前，他在牢房里服下了预先藏好的氰化物胶囊自杀。他在留给盟军的遗书中写道：“我选择用这种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就像伟大的汉尼拔一样。因为，让德意志帝国的元帅被敌人用绞索处死，是不可接受的。”

戈林的自杀，是他对抗法庭权威的最后、也是最决绝的姿态，也给这场审判留下了一个充满争议的句号。

纳粹党副元首鲁道夫·赫斯的案件，是整个审判中最离奇、最古怪的一桩。

赫斯是希特勒最早的追随者之一，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希特勒曾称他为“我最亲密的同志”。但他的故事在1941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那年5月，他竟然单枪匹马地驾驶一架战斗机，飞到了苏格兰，声称要和英国进行“和平谈判”，结果一落地就被当成战俘抓了起来。从那时起，他就一直被关在英国，远离纳粹的权力核心。

在纽伦堡的法庭上，赫斯表现得像个局外人。他声称自己得了严重的失忆症，完全不记得过去发生过什么，甚至不认识坐在他旁边的戈林。他时常拿着一本书在看，对庭审过程漠不关心，仿佛一切都与他无关。

法庭对此非常重视，专门组织了一个由多国精神病学专家组成的委员会来鉴定他的精神状况。专家们的结论很微妙：赫斯并没有疯到可以免于审判的程度，但他确实患有某种歇斯底里症，他的失忆有可能是真实的，但也可能只是伪装，或者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

审判过程中，赫斯上演了一出戏剧性的反转。有一天，他突然在法庭上站起来，发表了一份声明，宣称自己的失忆症是“伪装的”，只是为了审判策略的需要，现在他完全恢复了记忆。这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但好景不长，没过多久，他又似乎重新陷入了那种游离和失忆的状态。

尽管他的行为古怪，但赫斯对纳粹和希特勒的忠诚却从未动摇。在最后的个人陈词阶段，其他被告都在想方设法为自己开脱，而赫斯却发表了一篇对希特勒充满赞美的颂词。他深情地说道：“我曾有幸在一个伟人的领导下工作，他将作为德国几千年历史上产生的最伟大的儿子，永载史册……我对自己曾为他、为我的德国人民效力，毫不后悔。”

法庭最终的判决考虑到了他的特殊情况。由于他从1941年起就不在德国，法庭认定他没有参与策划和实施后期的“最终解决方案”和更广泛的战争罪行，因此宣判他的战争罪和反人道罪不成立。但是，作为纳粹党早期的核心领导人，他深度参与了密谋和策划侵略战争的早期阶段。因此，法庭裁定他犯有共同密谋罪和破坏和平罪，判处其终身监禁。

苏联法官对此判决表示了强烈反对，认为应该判处赫斯死刑。赫斯随后被押往柏林的施潘道盟军监狱服刑。随着其他被判刑的纳粹战犯陆续去世或获释，他最终成了那里唯一的囚犯，由四个盟国轮流看守。1987年，93岁高龄的赫斯在狱中用一根电线上吊自杀，服完了他完整的刑期，也成为了纽伦堡神话中最后一个离去的主角。

希特勒的首席建筑师、后来在战争后期接任军备与战时生产部部长的阿尔伯特·施佩尔，在被告席上采取了与所有人都不同的辩护策略。这个策略非常成功，最终救了他一命。

与其他被告的顽固否认不同，施佩尔从一开始就摆出了一副“合作”与“忏悔”的姿态。他在法庭上坦然承认，纳粹政权犯下了可怕的罪行，并表示作为领导层的一员，他愿意为这一切承担一种“集体的”或“总体的”责任。

他把自己精心塑造成一个非政治的、纯粹的技术专家。他说自己年轻时被希特勒的个人魅力所吸引和迷惑，一门心思只想为他设计宏伟的建筑，对政治和种族灭绝的肮脏阴谋一无所知。他声称自己是“希特勒的朋友”，但不是“政治上的追随者”。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他着重讲述了自己在战争最后几个月里，如何努力抵制和破坏希特勒下达的、要摧毁德国所有工业基础的“焦土”命令，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良知尚存，并且是在“拯救德国”。

对于检方指控他大规模使用来自集中营和占领区的数百万强制劳工（奴隶劳工）这一核心罪行，他承认了事实，但他辩称这是战争时期的无奈之举，是维持德国战争机器运转所必需的。他坚称自己对这些劳工遭受的非人待遇和悲惨境遇毫不知情，并且自己曾试图改善他们的状况。最关键的是，他坚决否认自己知道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发生的大屠杀。

施佩尔的这种“认罪”态度和彬彬有理的举止，给法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与其他那些粗鲁、顽固的被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显得更有教养、更“文明”。

法庭最终的判决反映了这种印象。法官们裁定他犯有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主要是因为他使用了奴隶劳工），但认为他没有直接参与策划战争，因此破坏和平罪和密谋罪不成立。在量刑上，法官们发生了激烈的分歧。苏联法官和另外几名法官主张判处他死刑，但最终，多数法官被他的“悔罪”态度打动，达成妥协，判处他20年有期徒刑。

这个判决在当时就极具争议。因为负责为施佩尔的工厂强征和输送奴隶劳工的直接下属——劳动力调配全权总代表弗里茨·绍克尔，却被判处了绞刑。老板轻判，下属重判，这让很多人感到不公。

施佩尔在1966年服满刑期出狱后，出版了畅销的回忆录《第三帝国内幕》，继续强化他那个“清白的技术官僚”的形象。这个所谓的“施佩尔神话”影响了很多人。然而，直到他去世多年后，历史学家们通过发掘新的档案证据，才最终证实：施佩尔在纽伦堡法庭上撒了谎。 证据表明，他对迫害犹太人和大屠杀的知情程度，远比他承认的要深得多。他精心塑造的那个形象，完全是一个为了逃避绞刑而编造的、高明的谎言。

不过他在法庭上面的陈词却是值得后人们的深思，他是这样说的：

“希特勒的独裁，是现在技术里一个工业国家的第一次独裁，是彻底地利用技术工具去统治其本国人民的独裁。……依靠诸如无线电和有线广播之类的技术工具，可以使八千万人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电话，电报和无线电使之把最高当局的命令直接传达到最低一级机构去，而由于这些命令高度的权威性，就在那里被不加鉴别地执行了。于是，许多政府机构和军队班组以这种直接的方式接到他们罪恶的命令。技术工具使之有可能密切监听全体公民，并且是犯罪的行动计划得到高度的保密。对局外人来说，这个国家机器看来像是一个电话局里表面上错综复杂的线路；但就是这样的一个电话局，它可以由一个唯一的意志来使用和控制。从前的独裁者，都需要在下级领导领导层中有能力强的助手，既能够独立思考和行动的人，而技术集权主义制度没有这类人，也能行得通。单就通讯工具就是它能够让下级领导机械性的工作。结果就产生了这类不加鉴别地接受命令的人。”

“这次战争结束时，已经有了遥控火箭、等音速飞机、原子弹，以及化学战的前景。在五到十年内，人们可能用一枚或许由十人操作的原子火箭，在几秒钟内消灭纽约市中心一百万人的生命，可能通过一场化学站散歩和破坏庄稼的收获。世界愈加技术化，危险就愈大。作为主管高度发展的军备经济的前部长，我最后的义务是声明：一场新的大战将以毁灭人类文化与文明而告终。任何力量也阻止不了不受制约的技术和科学去完成毁灭人类的事业，这一事业在这场战争中已经如此恐怖的开始了。”

“有朝一日世界各族人民都会被技术所主宰——在希特勒的极权主义制度下，已使这种噩梦接近于现实了。世界上每一个国家今天都面临着受技术的恐怖统治的危险；但是在我看来这在现在独裁制度下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世界越技术化，就越加必不可少地要求个性自由和个人的自觉意识作为技术的抵消力量。因此，这次审判必须对制定人类社会生活的根本法则作出贡献。至于我自己的命运，毕竟已成现实，而且同如此总要的一个目标相比，又何足轻重呢？”

除了上述三人，其余被告的命运也尘埃落定。

被判处绞刑的，除了自杀的戈林，还有10人。 他们是：

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外交部长，被认为是纳粹侵略外交政策的积极推手。

威廉·凯特尔：陆军元帅，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长。他在法庭上反复强调“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但法庭驳回了这一辩护。

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大将，国防军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局长。和凯特尔一样，他的“服从命令”辩护也未被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