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这振奋之下，是更深沉的忌惮与无力感。

杨延昭太能干了！能干到似乎不需要朝廷，不需要他这个皇帝，就能独力应对北方最强大的敌人。白豹川是如此，这次挫败耶律隆庆更是如此！他调兵遣将，运筹帷幄，甚至敢于主动出击，火烧敌后，逼迫辽国名王狼狈退兵……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武将，这分明是手握重兵、智谋深远的权帅！

每一次捷报，都是对杨延昭权威的一次加固，也是对朝廷、对他赵恒权威的一次无形削弱。北疆十万将士，如今只怕知有杨太师，而不知有皇帝了！

王钦若敏锐地捕捉到了皇帝这微妙的心态。在私下觐见时，他不再直接攻击杨延昭，而是换上了一副忧国忧民的腔调：

“陛下，杨太师再立奇功，实乃国家之幸，社稷之福。然……老臣斗胆直言，经此一役，杨太师威震北疆，功高盖世，军中只闻太师令，不闻朝廷旨，此非长久之道啊！汉之韩信，唐之安禄山，其始莫非忠臣良将？陛下，不可不防微杜渐啊！”

这些话，如同毒蛇，精准地噬咬在赵恒内心最敏感、最脆弱的地方。他想起杨延昭那份为张咏辩白、隐隐带着威胁的军报，想起北疆日益独立的后勤和军工作坊，想起那支只听命于杨延昭的“锐士营”和“掠火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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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卿所言……朕知道了。”赵恒疲惫地挥了挥手，没有表态，但王钦若知道，种子已经播下。

接下来的封赏议定，更是充满了博弈。杨延昭为部下请功，名单详实，功劳确凿。朝廷若依议行赏，则北疆将士更感杨延昭之恩；若驳回或削减，则寒了将士之心，也可能激怒杨延昭。

最终，在一种极其微妙的气氛中，朝廷的封赏旨意下达了。杨延昭本人，已赏无可赏，加封太傅，增食邑，其殊荣已近乎人臣极致。对于西线雁门关守军、东进兵团以及王贵的奇袭部队，封赏也算丰厚，但细究之下，却有意无意地淡化杨延昭个人的决策作用，而强调“将士用命”、“朝廷洪福”、“陛下天威”，并在赏赐财物之余，在官职升迁上显得颇为吝啬和谨慎，尤其对于杨延训、王贵等杨延昭的绝对心腹，并未给予符合其战功的实质性的高阶军职。

同时，圣旨中还特意强调，要求杨延昭“善加抚慰将士，勿使骄矜”，并“将此次战事经过、兵力调动、钱粮耗费，造册详报枢密院及三司核查”。

这封赏赐背后透露出的猜忌与制衡之意，几乎不加掩饰。

定州城内，杨延昭接到圣旨和封赏清单，面色平静如水。他恭敬地谢恩，安排迎接天使，一切礼仪周全，无可挑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