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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位是家族略显没落，但颇有才干的年轻官员。北秦方面则直接许诺以实利：只要心向大秦，将来不仅他本人可得重用，其家族子弟入学、出仕皆可获得便利。这直白的利益交换，对于渴望重振家族的人来说，同样具有强大的说服力。

悄然之间，一股暗流开始在敦煌的士大夫阶层中涌动。

以往，面对外部威胁，西凉统治阶层尚能基于共同利益而保持大体一致。但如今，北秦的攻势精准地打在了他们的软肋上——文化的归属感与个人的前程。

北秦描绘的图景：一个强大的、重视汉文化的、能提供更广阔平台的中原王朝，与西凉这个偏安一隅、日渐窘迫、在胡汉夹缝中艰难求存的小国，形成了鲜明对比。

许多士人开始在心里重新权衡利弊：

继续效忠李暠，守着这弹丸之地，前途何在？家族的未来何在？文化的理想何以实现？

而归附北秦，似乎不仅能保全甚至提升家族地位，更能实现个人抱负和文化理想，成为“文明复兴”的一份子。

这种心态的转变是微妙而致命的。它瓦解的是西凉统治的意识形态基础和精英阶层的凝聚力。

朝堂之上，虽然无人敢公开劝降，但主张“慎重考虑北秦条件”、“应以百姓和文化为重”的声音明显增强了。与太子李歆等强硬主战派的矛盾也开始公开化和激烈化。

李暠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这种压力并非直接来自边境的军队，而是来自他的臣子、他的子民，甚至是他内心一直所坚守的文化理念本身。他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囚笼：文化的认同拉着他向北，现实的威胁推着他向北，而本土的利益和君主的尊严却拽着他留下。

北秦的“士人之心”攻略，如同一把无形的软刀子，正在一点点割断西凉最后的精神纽带。敦煌城上空，文化的旗帜与利益的算盘交织在一起，共同奏响了一曲归附的前奏。而这一切，都清晰地通过宋弁和潜伏的细作，传回了长安未央宫那座冷静运转着的战争机器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