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助组？”孙大成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很新鲜。

“对！就是把大家的土地，先拢到一块儿，不分你家我家。村里所有劳动力，统一安排，统一上工。壮劳力干重活，妇女们干轻活，谁家有困难，大家伙儿一起帮。

这样一来，就不会有的地荒着，有的人闲着。大家拧成一股绳，互相帮忙，一起种地，一起收成！”

尹其怀越说越激动，他描绘的这幅蓝图，显然已经在脑子里盘算了无数遍。他是一个有脑子的人，不仅庄稼把式样样精通，更心心念念地为整个村子的出路发愁。

孙大成皱着眉，没有立刻表态。他总觉得这个办法听着耳熟，好像哪里有点问题。刚分的土地，又要拢到一起？农民们能乐意吗？

他还没来得及说话，里屋的门帘一挑，王玉霞披着衣服走了出来。她显然已经听了半天了。

“尹叔，”

她走到桌边，眼神清亮，直接点出了问题的关键。

“您的想法是好的。可是，这里头有个事儿。人家那些家里劳力多、又勤快的人家，凭什么要花力气去帮像黄仁贵那样的懒汉？到头来，收成怎么分？要是分的都一样，那不就成了干多干少一个样，谁还肯出死力气？”

王玉霞的话，像一把尖刀，一下子就戳到了要害上。

尹其怀不惊反喜，猛地一拍大腿：“玉霞问得好！我就知道你这个文化人脑子快！这事儿，我也想到了！”

他急忙接口道：“我跟镇上的文镇长提过这个想法，可他不同意。他说，土地刚分到农民手上，农民们心里才刚踏实，现在又要把地收回去，哪怕是自愿的，也怕引起误会，造成不好的影响，说我这是瞎折腾。”

“但是，”

尹其怀话锋一转，脸上带着一股不服气的执拗？

“我跟他说了，咱们不是搞平均主义！咱们实行‘工分制’！干多少活，记多少工分。犁地一天记多少分，割麦一天记多少分，男女老少，干的活不一样，工分也就不一样。

到了秋后，打下的粮食，除了上缴公粮，剩下的，就按大伙儿手里挣的工分来分。你挣的工分多，分到的粮食就多。谁要是偷懒耍滑，挣不到工分，那就只能分得少，甚至没得分！

这就叫多劳多得，按劳分配！这样一来，谁还敢偷懒？谁不想多出点力，多挣点工分？”

尹其怀喝了一大口水，润了润干燥的喉咙，眼睛发亮地看着孙大成和王玉霞：“我今晚来找大成，就是为了这事。文镇长那里说不通，他思想太保守。我想让你去一趟县里，找一找县委的林书记。”

他的语气里充满了恳切：“大成，你和林书记是过命的交情，你说得上话。

而且林书记年轻，有文化，思想肯定比文镇长开明。你把我的这个想法，原原本本地跟她说一说。

这不算政府收回土地，这是咱们农民为了多打粮食，自己琢磨出来的法子，是自发的！

要是林书记能点头，咱们柳树湾，说不定就能闯出一条新路来！”

孙大成和王玉霞同时陷入了沉思。

尹其怀的这个想法，确实大胆，但也确实周密。他不仅看到了问题，还想出了具体的、可操作的解决方案，甚至连政治上的风险和上级的顾虑都考虑到了。

工分制，多劳多得，这确实能最大程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避免了王玉霞担心的“养懒汉”问题。

这不仅仅是为了帮助几家困难户，更是为了把全村的生产力都解放出来。

王玉霞看向孙大成，轻轻点了点头。她觉得这个办法可行，而且意义重大。

孙大成掐灭了烟头，心里那股因汤菊之死而起的悲痛和迷茫，被尹其怀这番充满力量的话语冲淡了不少。

是啊，死去的人已经走了，活着的人，还得想办法更好地活下去。为村里人找条活路，或许才是对逝者最好的告慰。

他抬起头，迎上尹其怀期盼的目光，郑重地说道：“好。老支书，你放心。我明天正好要去县上一趟，我一定把你的想法，一字不落地跟林书记说清楚。”